编者按
在相似的人口规模与发展起点下，中印走上了差异显著的增长道路——印度依托年轻人口结构、中产阶级扩张以及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的铺展，形成以内需为锚的增长模式，对外部冲击具备较强缓冲能力，但也面临消费单一引擎依赖、收入分化加剧、人口红利时限性、制造业与供给能力不足，以及国际收支失衡等潜在风险。中国则通过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实现了长期高速增长，但当前面临老龄化加速、投资边际效益递减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多重压力，其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在深层结构性约束下，实现由投资出口驱动向消费驱动的平稳转型。总体而言，两种模式各具优势与风险，其未来可持续性有赖于能否突破各自增长范式中的瓶颈。然而，本文分析亦存在值得商榷之处，作者在评估印度经济时整体上更强调其正向潜力，而对部分结构性约束的讨论相对审慎甚至有所弱化。例如，文中提出“过去十年间，印度的贫富差距有所缩小”的判断，显然与近年主流研究所揭示的印度顶端收入与财富集中度显著上升的趋势相悖。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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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2025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5-26财年，印度经济增速将达到6.6%，位居全球之首，超过中国的4.8%。印度这一增长数据的重要意义在于，其将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国家，而这类经济体正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通常，由于基数效应，直接比较中印的经济增长并不严谨。据预测，202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达到19.23万亿美元，而印度的GDP则为4.19万亿美元。尽管如此，人们仍热衷于比较这两个亚洲大国的增长轨迹——因为它们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全球南方”正在崛起，而两国在其中扮演着引领角色；另外，人们也希望理解这两个起点相似、人口规模庞大的亚洲经济体，为何在政策选择、结构转型和发展成效上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从战略比较的视角来看，两国经济结构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崛起以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出口扩张和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为核心动力。相比之下，印度的经济增长则主要由国内私人消费驱动，这一特点在1990年代推行市场化改革后尤为明显，并在过去十年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总体而言，消费贡献了印度GDP的70%，其中，家庭消费（以私人最终消费支出，即PFCE衡量）占印度GDP的比重接近61%，而2024年中国的这一比例为40%（见图1）。
图1：2010-2024年中印家庭消费占GDP比重对比。数据源于世界银行，图为作者自制
两种增长模式的差异可以用一句话清晰概括：印度遵循的是消费驱动型增长路径，而中国则采取投资与出口驱动型增长路径。在中国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中，可以观察到一种典型的国家主导式发展脉络：以高额投资为支撑，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并推进大规模城镇化建设。储蓄资金通过国有银行与地方政府，被引导至物质资本形成领域，为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大量公共产品供给提供资金支持，进而降低了整体的交易成本。然而，在这一发展模式的实施初始阶段，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曾出现工资增长速度滞后于生产率增长的现象，导致了较高的预防性储蓄（编者注：预防性储蓄指个人、家庭为了应对未来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而进行的储蓄）。
相比之下，印度的经济增长故事较少依赖制造业的拉动，更多地由服务业、贸易、运输、数字平台和零售业发展推动。这一消费驱动型模式的活力，源于其年轻化的人口结构以及怀抱发展愿景的中产阶层持续释放的需求。金融普惠、数字支付和电子商务通过降低准入门槛和交易成本，实现了消费的大众化普及。而以统一支付接口（UPI）和印度数字公共基础设施（India Stack）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扩展，更将数以百万计曾经游离在正规经济之外的消费者需求，系统地纳入了规范化轨道。
从根本上说，印度的增长模式始终锚定在其人民的购买力之上。在经历疫情带来的经济增长放缓后，印度经济的私人最终消费支出仍从2010年的约1.18万亿美元，增至2024年的2.4万亿美元。中国的家庭消费的绝对规模虽远高于印度，同期从4万亿美元增至近7.5万亿美元，但其在GDP中的占比却始终处于较低水平。
如图1所示，十多年来，中国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一直徘徊在37%至40%之间，这一数据反映出中国的经济结构较印度更为多元，投资、净出口是另外两个关键增长引擎。而同一时期，印度的消费GDP贡献率始终保持在58%以上。这种结构差异折射出中印发展模式在底层逻辑上的根本分歧——中国的增长范式更多元化，中国的产业政策塑造了全球供应链体系，而印度的经济扩张则更具内向型特征，其发展动力源于持续提升的国内消费需求。
一、人口结构不对称与消费潜力
人口结构在过去和未来都持续发挥着关键作用。印度的中位年龄不到29岁，拥有世界上最年轻的劳动力和消费者群体之一。这种人口红利正在转化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城乡市场消费渗透率的提升。在消费方面，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正从必需品消费转向可选消费品和数字服务。随着农村电气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精准福利转移等措施的推进，城乡消费差距正在逐步收窄。这仅仅是冰山一角，考虑到印度仍有近三分之二人口尚未达到全球通用的中产阶级收入门槛，其潜在的消费市场依然无比广阔。
相比之下，中国则处于人口曲线的另一端。数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人口迅速老龄化，中位年龄现已突破40岁。适龄劳动人口正在萎缩，抚养比持续攀升，医疗和养老金成本带来的财政压力不断增加，这些因素都在制约家庭消费的扩张。尽管中国提出了实现消费驱动型增长的发展愿景，旨在推动经济结构转型，降低国际贸易与供应链引发的外部冲击带来的影响，但消费增长乏力的局面仍未改观。过去15年，中国名义工资的显著增长未能有效提振消费活跃度，这一现象的成因还在于，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周期已步入成熟阶段。与此同时，饱和的房地产市场与高企的家庭债务（规模已达GDP的60%），也进一步压缩了新一轮需求增长的空间。
二、对外部需求的相对依赖
印度强劲的国内消费需求和极低的出口依存度，起到了宏观经济缓冲屏障的作用，即便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或近期特朗普政府关税等外生冲击，依然维持着经济增长韧性。相比之下，中国的增长对全球需求波动的敏感度要高得多。中国的出口密集型行业直接受全球贸易紧张局势或供应链中断的影响，这在中美贸易摩擦和疫情后的经济放缓中非常显著。图2展示了中国持续的贸易顺差与印度持续的贸易逆差，这一数据印证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以及印度强劲的消费需求。
2010-2024年中印贸易差额占GDP比重对比。数据源于世界银行，图为作者自制
三、结构性风险与可持续性挑战
尽管印度的消费驱动型增长具备上述优势，但我们仍需正视该模式所固有的内生脆弱性。过去十年间，印度的贫富差距虽有所缩小，绝对贫困问题也得到大幅缓解，但收入分化现象依然存在。对印度来说，让更多资金流向中产阶级和中下阶层将非常重要，因为相较于高收入群体，这类人群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即收入每增加一单位所带来的消费支出增加），进而能够持续提振消费活跃度。
第二个挑战在于缺乏多元化增长驱动组合。国内需求一旦放缓，就可能对印度整体经济造成冲击。此外，如果到2055年印度的人口红利耗尽，将不得不寻求其他经济增长来源。
第三个潜在风险点在于，在需求不断增长的同时，制造业、物流和基础设施缺乏与之匹配的发展，可能会诱发通胀而非促进增长。
第四个风险涉及国际收支平衡，消费需求高涨会增加进口依赖，尤其是在能源和电子产品方面，进而导致经常账户赤字扩大，引发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
中国的风险则属于另一种类型。其投资驱动型模式造成了房地产与基础设施领域的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务高企，以及资本回报率下降等问题。要转向消费驱动型增长，就必须将国民收入向居民进行再分配——具体举措包括提高薪资水平、扩大社会福利覆盖面，以及缩小企业与家庭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然而，这类收入再分配举措会遭遇中国政经体系内部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阻力。
四、变化的全球环境
后疫情时代，随着“全球北方”日益面临经济停滞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困境，“全球南方”经济体的国内消费正成为全球增长的支撑。印度不断扩大的消费群体使其有望成为潜在的全球需求锚点，而中国则在调整自身发展模式，致力于构建一个更为多元、稳健的经济体。
印度需要谨慎规划未来发展路径。当前，跨国公司正在重新配置供应链，其战略重心已转向服务印度本土市场，而非仅将印度视为生产基地，然而，其制造端产能仍集中于中国、越南和韩国等其他经济体。诚然，印度消费群体的崛起已成为具有全球战略意义的发展故事，但印度亟需推动自身增长动力的多元化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面临双重挑战：在维持地缘政治抱负的同时应对经济增速放缓。其国内需求转型的成效将决定中国未来几十年全球影响力的持久性。中国的政策挑战在于，如何通过刺激消费实现增长再平衡，同时避免引发经济社会动荡。这需要推动薪资水平上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以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扩大公共服务供给以降低居民的被动储蓄意愿。在全球波动加剧、发展范式更迭的时代，哪种发展模式更具韧性，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作者简介：尼兰詹·戈什（Nilanjan Ghosh），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发展研究项目负责人，同时兼任该基金会加尔各答中心的运营主管。